• 建筑與我們同在
    發布單位:益陽市建筑設計院

    過去的日子里,在我書桌上方一直釘著一張從小報上撕下來的照片,從這塊污跡斑斑的報紙上,依稀能辨認出一個建筑模型的模糊圖像,大概有小汽車那么大,與人的視線齊平。模型左方,建筑師沒有使用慣用的灰色陰影,卻涂上了發亮的唇膏色,表明它如此制作是為了打動一位注意力的持續時間短于平常人的客戶。

    照片上,由紙板條和輕木條搭建的清真寺模型,有一個低矮的圓頂,圓頂四周是幾圈長釘似的尖塔。從草圖上看,清真寺外形絢麗,繁雜的傳統裝飾減少了,試圖使建筑既顯得摩登而又不失傳統。像這樣力圖兼顧二者的類似嘗試已有上百次,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實際上這張照片能引人思考、令人心緒不寧的原因,不是這些有爭議的建筑細節,而是照片所捕捉到的建筑更為隱秘的方面,也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雖然通常建筑師在這樣的照片中占據著重要位置,但毫無疑問謙恭地簇擁在模型周圍身著軍裝的人都不像是建筑師,其中有一個五短身材,留著濃密小胡子的人,正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模型,就像二戰中身穿過時的卡其布套衫、頭戴貝雷帽的英國陸軍少校一樣神情迷茫,毫無疑問我們都知道此人是誰。

    與許多獨裁者一樣,薩達姆·侯賽因也非常熱衷于建筑,但他與拿破侖三世和墨索里尼有所不同。拿破侖三世挑剔的品味仍可從巴黎整潔的林蔭大道和閱兵場中清晰見到,而墨索里尼對相互沖突的現代主義和愷撒·奧古斯都風格都熱衷,侯賽因則對任何特定的建筑風格都沒有明顯的偏好。不過他好像具有天生的本能,知道如何運用建筑去頌揚他和他的王國,以恐嚇他的對手。

    “戰爭之母”清真寺從方案設想開始便具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性,那就是把第一次海灣戰爭作為伊拉克取得的勝利進行宣揚。事實并非如此。在那次戰爭中,侯賽因飽受羞辱,他的軍隊被驅逐出科威特。他絕望地逃回家,留在身后的是慘不忍睹的公路:滿面煙塵的伊拉克士兵困在搶來的破舊汽車上,排成一條奇怪的長龍,路邊撒滿了搶來的戰利品。侯賽因試圖建造他自己的“真實”,抹去被打敗的形象——這正如科威特的做法,委托悉尼歌劇院的設計者約翰· 烏特松設計毫無意義的“玩具”——議會大廈,以此表明他們不是海灣地區的寡頭統治政府,而是北歐式的民主政治。由于聯合國對侯賽因的獨裁進行制裁,伊拉克物資極度匱乏,此時建造任何紀念碑式的建筑都只能是一種精心策劃的挑釁,而修建帶有象征意義的清真寺則使這種挑釁更加明顯。

    實際上,在這張報紙上,薩達姆的清真寺模型的照片傳遞的信息非常明確——建筑與權力息息相關。當權者喜歡建筑有其必然的原因:從最基本的方面來說,土木建設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吸收剩余勞動力,有助于社會穩定,當權者的決斷和魄力也能從中很好地體現出來,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為一種手段,通過它來告訴世人建造者的豐功偉績。

    建筑常常是統治者用以引誘、感召以及恐嚇的工具,很顯然這就是薩達姆·侯賽因的建筑運動背后的深層原因。他的宮殿和紀念物像文身一樣遍布整個伊拉克,無法抹去。這樣的建筑薩達姆永遠也不會嫌多,因為他就是要通過這些建筑告訴國內外的敵人——“伊拉克是我的天下”。

    在伊拉克的南方港口巴士拉,沿著海岸線有數排十英尺高的銅像直指海灣對面的夙敵伊朗,它們是為了紀念絞肉機式的兩伊戰爭中陣亡的伊拉克軍官而建的。它的老對頭伊朗在國王時代也同樣具有自己獨特的紀念碑式建筑的嗜好,不幸的是,這個巴列維王朝建筑“家譜”的嘗試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

    在巴格達,巨大青銅手握著的臭名昭著的十字巨劍橫跨高速公路的城市入口,雖然青銅手雕塑完全以薩達姆本人的雙手為模型,但它們卻以典型的英國貝辛斯托克郊區風格鑄造。在薩達姆生日慶典當天,到處可見密密麻麻的伊朗頭盔戰利品懸掛在劍柄上搖擺。像這樣庸俗的紀念碑,不僅存在于伊拉克,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也都可以看到。它們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為慶祝伯羅奔尼撒戰爭勝利,以及羅馬帝國為心愛將領凱旋而建的各種紀念物。在倫敦和巴黎的市中心,有許多脫胎于拿破侖大炮戰利品的紀念性雕塑,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勝利慶典的影子。

    十字劍的創意完全剽竊于倫敦建筑師邁克·古德的作品。他最先提出這種設計——當然,除去頭盔,在沙特阿拉伯作為一條城市公路的路標,雖說有些古怪,卻也無傷大雅。但在伊拉克,味道卻完全改變了。范思哲關于性和金錢極具煽情的荒誕風格在米蘭會被人們帶著一種反諷意味穿戴在身,但在米洛舍維奇統治時期的貝爾格萊德卻截然不同,在那里剝削階級的目光只盯著表面閃閃發光的東西和豹皮花紋。在巴格達,一件具有諷刺意味的后現代主義作品都變成了最平淡無奇的建筑宣傳品。然而侯賽因的目的不僅是慶祝有爭議的勝利和威脅他的敵人,清真寺修建運動可以看做是他對本質世俗的政權體制所做的一種過度心理補償,用來證明他具有擔任信仰的虔誠護衛者的資格,盡管他喜好酗酒和殺戮。

    作為宣傳品之用并不是建筑的唯一用途。2002年底美國向伊拉克派出了兩艘航空母艦,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薩達姆· 侯賽因在“戰爭之母”清真寺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清真寺已經建成,距設計方案第一次公開已有四年時間。毫無疑問,報道仍是沿襲了傳統的媒體思維,認為外圈的四座尖塔和內圈的尖塔分別象征著AK步槍和飛毛腿導彈。其實這主要是西方的媒體和出租車司機的看法。如果尖塔有尾翼,或是涂著軍綠色偽裝而不是藍色馬賽克裝飾的石灰石建筑的話,他們的看法會可信一些。

    但是,該清真寺的外圈并沒有裝備槍炮瞄準器,也找不出AK步槍獨特的彎曲彈匣和胡桃木槍托的影子。它們遠沒有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尖塔威武、精美,那些尖塔鉛筆一樣纖細、高聳,非常像一根根火箭。這篇報道的作者在他的清真寺之行過后有點失望:“參觀者以前聽說內部尖塔頂端逐漸變細,很明顯跟彈道導彈在鼻錐體處變細相似,有基于空氣動力學的考慮,但現在他們敢斷定建筑師的頭腦里從來沒有這種參照!比欢敃r美國上下都籠罩在一片戰爭氣氛中,這種對這座清真寺的夸張解釋遠超出了建筑的宣傳作用。

    雖然這座清真寺表面上沒有赤裸裸的軍國主義色彩,但它深層次的內涵很難確定。報紙上的另一張照片是環繞清真寺的倒影池,報道稱其形狀像一張阿拉伯世界的地圖。

    池的一端,藍色馬賽克鑲嵌的底座伸出水面,形成一個小島,其不規則形狀據稱與侯賽因的拇指印相同,然而報道沒有進一步調查說明如何得出這個驚人的結論。如果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那其中的含意就昭然若揭了。據報道,雖然該清真寺阿訇不愿承認其具有好戰的外形,但他很樂意透漏其他一些隱藏的含意。他說:外圈尖塔高四十三米,象征著第一次海灣戰爭開始階段的四十三天轟炸。內圈的四根尖塔代表4月,高三十七米暗指1937年,水池中噴泉的二十八根水柱象征著第二十八天,綜合起來就是1937年4月28日——侯賽因的生日。

    這座清真寺本身并不能很有效地展示伊拉克對敵人的挑釁,并且薩達姆又怎么可能用西歷來顯示自己是虔誠的穆斯林呢?如果建造該清真寺真的是有意為之,那數字的力量在此便相當突出了。無獨有偶,同一個星期在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七個重建方案中有幾個也出現了有趣的數字,理查德·邁耶① 和彼得·埃森曼②設計的塔樓高一千一百一十一英尺,大概他們覺得九百一十一英尺太矮,不足以引起大眾的注意吧。丹尼爾·利伯斯金①著名的方案則是一千七百七十六英尺(選擇這個高度,是有意想和美國獨立的年份相吻合——譯注)。

    在亞洲和中東地區,為展示自己緊隨世界潮流,雇傭西方著名建筑師設計“形象工程”已經成為一個普遍傳統,或許這可以作為薩達姆· 侯賽因熱衷建筑的一個解釋。實際上,巴格達規劃建筑大規模紀念碑的歷史貫穿了大半個20世紀。1957年,費薩爾二世委托弗蘭克·埃勞德·賴特②按照莫斯科當年未建完的蘇維埃大樓的形式設計一座歌劇院,在頂部,巴格達創立者的孫子,伊拉克最偉大的哈里發——哈倫·拉希德的巨大的三十層高的雕像占據了顯著的位置,這已經成為走出英國殖民統治的伊拉克在中興時期建筑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作品。此外,沃爾特·格羅佩斯③設計并建成了一所大學。而1956年,勒· 柯布西耶④在巴格達也受命于費薩爾設計一座競技場,但這項設計在他死后才得以完成,這就是今天的薩達姆·侯賽因體育中心。

    薩達姆所希望的并不是僅僅追求表面現代化這么簡單。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他甚至將黑手伸向了五千年前烏爾文化和幼發拉底河沿岸城市文化發源時期的古老遺產。他發起了一系列破壞性的伊拉克古遺跡“修復工程”,不但使用那些郊區房屋建筑中常見的材料來重建著名的巴比倫空中花園,而且效仿古代君主在每一塊磚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以此來昭示世人,上天注定薩達姆·侯賽因便是那些古代帝王的繼承人。在他的巴比倫主題公園,薩達姆甚至命令警衛穿起古代服裝,手執長矛,在伊斯塔城門站崗。

    薩達姆企圖利用建筑作為一種歌功頌德和鞏固政權的宣傳工具,其用心昭然若揭。但顯然這些建筑很難有效地滿足他的意愿,它們矗立在那里,因為服務于薩達姆殘暴的專制政權而受到世界的譴責。然而對于那些聽命于薩達姆的建筑師和工程師,我們又該如何評判呢?就建筑本身而言,毫無疑問“戰爭之母”清真寺是一件平庸的作品,顯然它的設計者缺乏想象力,但薩達姆強加給它的功能是不是暗示著建筑師會因此而受到更為嚴厲的譴責呢?

    建筑師的存在獨立于雇主。我們不能像過去在紐倫堡戰爭法庭宣判阿爾伯特·施佩爾那樣,僅僅因為這座清真寺的建筑師曾經為新近的一個暴政者工作過,便因此認為他也應該受到懲罰。這座清真寺本身并沒有涉及任何一項暴力,它的建筑形式本身也不是獨裁者的化身。

    建筑物能否折射出某一特定的內在含義?雖然這個問題經常有人提出,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事實上,是否真的存在極權主義建筑、民主主義建筑或者是民族主義建筑?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建筑,那它們又是通過什么來定義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言,經典柱式是法西斯建筑的標志,而玻璃幕墻是民主建筑的標志呢?這些標志是永久不變的,還是會隨年代不同而改變?

    如果薩達姆·侯賽因當初足夠明智,或者說足夠狡猾,邀請出生于巴格達的著名女建筑師扎哈·哈迪德②來設計他的清真寺,說不定我們會暫時迷惑而對他的政權體制產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哈迪德接受了這份工作,很顯然我們看她的眼光也會不同:最好的是認為她是政治無知者,最壞的是認為她是一個天真的妥協者。她在美國得到建筑設計的機會也必將大大減小。哈迪德的清真寺將向世人傳遞另一種信息,雖然其中一樣包含對薩達姆政權的頌揚和對敵人的挑釁,但同時也表達出對文化高地的要求。它所暗示的體制,比起支持薩達姆兩個女婿冷血謀殺和毒害上千市民的體制更為成熟和復雜。在這種情況下,哈迪德會被看成是主張建設文明伊拉克的積極分子嗎?還是會被譴責為政府的爪牙,為了得到建筑的機會而服從任何別的條件?當然,薩達姆不太可能邀請她設計,而她更不可能答應。

    并不是只有建筑師才會為得到建筑機會而不顧一切,薩達姆·侯賽因也同樣如此。究竟是什么心理使得他對建筑這么著迷?為什么他和其他一些人會在建筑上投入如此之多?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首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建筑本身是目的,還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我們修造建筑物有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樣也有意識形態的和實用的原因。和那些反社會的獨裁者一樣,靠軟件起家的億萬富翁慷慨解囊,捐贈博物館以取得冠名權,將建筑作為一種語言來展示他們的實力。建筑因人們的自負、對死亡的恐懼或者一些政治和宗教目的的推動而建造,反過來建筑又賦予它們外形和形式。當你試圖去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如果不研究建筑心理對社會的巨大影響,那就等于漏掉了它內在天性的一個基本方面。這樣做就好比忽視了戰爭對科技歷史的作用,或科技歷史對戰爭的影響。

    科學和技術一般獨立于意識形態之外,而建筑則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載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種實用的工具,又是一種有表現力的語言。但是賦予建筑精確的政治含意非常困難,建筑本身包含的政治含意也難以琢磨,這就導致今天的建筑師都宣稱他們的建筑是自主的、中性的。

    這種假設并不完美。也許特定的建筑語言并不帶有特定的政治含意,但是這不代表建筑不能呈現政治傾向。不管他們是否希望如此,很少有建筑師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能避免建造帶有某些政治含義的建筑。而幾乎所有的政治領袖都發現他們對建筑的利用帶有政治目的。建筑和政治的這種關系在幾乎所有的政治體制中都可以發現,建筑的這種用途對于所有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這就解釋了我們為什么從照片上頻頻看到托尼·布萊爾、弗朗索瓦·密特朗、溫斯頓·丘吉爾,還有數不清的市長、大主教、首席執行長官以及擁有億萬資產的強盜式資本家,彎著腰陶醉地盯著自己精致的建筑模型微笑。

    這里并無意于將老布什的總統圖書館、布萊爾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頂和溫布爾登球場以及英國為2012年奧運會建造的任何奧運場館與薩達姆的清真寺畫上等號。獨裁者也許需要暴力手段才能得到建筑機會,相比起來,選舉產生的首相或許只需要操控立法院便可以得到,這種形式的妥協比起獨裁者的手段具有較小的侵略性,但民主體制和極權主義同樣可能利用建筑作為管理國家的工具。

    凡爾賽宮建筑的奢華和地理位置的選擇是為了制衡法國各省的貴族勢力。兩個世紀后,拿破侖三世再一次利用建筑作為政治工具,他任命喬治·歐仁·奧斯曼①大規模改造巴黎,這次改造不僅是為了控制巴黎市民的暴亂,更重要的是用來鞏固他還不穩固的皇權。而后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又實施了一系列的建筑計劃,包括大盧浮宮以及新凱旋門,這是他的使巴黎毫無爭議地成為現代歐洲中心策略的基本組成部分。對于這三位統治者,紀念性建筑的樣式完全取決于其中包含的政治策略的多少:鋼鐵和玻璃組成簡單的幾何形狀,密特朗采用如此激進的建筑形式來展示當時法國對現代性的追求。這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太陽王將凡爾賽宮建成一座王室圣殿,是為了證明他作為國王具有神圣的權力。

      突然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喜歡俯身看建筑模型。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系統地收集有錢人和掌權者做出同樣舉動的圖片。日本老政治家磯崎新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師,當年在米蘭他為了向一位重要的客戶做展示而租用了繆科雅·普拉達的一間藝術畫廊。當時,外面兩輛黑色的梅賽德斯轎車分別停在入口的兩側,車里坐滿了保鏢,邊上是一卡車意大利憲兵。畫廊里面是磯崎新稱之為別墅的建筑模型,大概跟房間差不多大。

      實際上它是為卡塔爾的文化部長建造的豪宅。這座豪宅不僅需要安頓下酋長和他的家人,還有他收藏的稀有動物、法拉利汽車、布里奇特·賴利的作品、霍克內游泳池以及理查德·塞拉的風景雕塑。在一個缺乏城市傳統的“沙漠酋長國”里注入文化品位是一件頗費思量的事情,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分配給不同的建筑師或設計者,然后磯崎新的助手們將之組合起來,呈給酋長。

      建筑師們一邊喝著咖啡,品嘗著穿著小禮服的侍者分發的點心,一邊等著酋長的駕臨,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后,酋長才姍姍來遲。權力與建筑的關系在此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建筑服務于權力,建筑師就好像理發師或裁縫一樣。這個別墅最終并沒有建成,我后來在倫敦的一份報紙上看到酋長的消息,他因涉嫌濫用文化部的財政撥款而鋃鐺入獄。

      我們習慣于從建筑與藝術史的關系的角度來討論建筑,或者是將建筑作為技術進步的一種反映,又抑或是作為社會人類學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們都知道如何通過窗戶的形狀或柱頭的裝飾細節來判斷建筑的類型,也很清楚建筑是現有材料和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但當要掌握建筑背后復雜的政治因素,弄清楚建筑究竟為什么存在而不是它是如何被建造時,我們便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遺漏,因為建筑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是如此之近。建筑永遠取決于寶貴資源和稀有人力的分配。同樣,它的建造也通常牢牢握在掌權者而不是建筑師手中。古埃及并沒有因為建筑師的任何創造性主張而將剩余國力用于修建道路或廢除奴隸制度,而是選擇了建造金字塔。

      盡管近來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著作宣稱建筑的目的是為了服務大眾,但實際上在任何文化中,建筑師要獲得工作機會就必須在自己和權貴之間架起一道橋梁,除了他們沒有人會提供建筑的資源。建筑師為得到建筑機會而殫精竭慮已經成為他們注定的宿命,這就好像遷徙中的大馬哈魚一樣:在死去之前,大馬哈魚要經歷一段漫長的筋疲力盡的洄流旅程后產卵。因此建筑業可以被預見,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只能成為浮士德式的交易。但不管在什么體制下,建筑師都別無選擇,只能與當權者虛與委蛇或妥協。

      每一種政治文化對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而現實的目的,這能夠被大眾心悅誠服地理解,即使是建筑被用來作為一種象征性符號時。但一旦突破政治算盤與精神病理學之間的界線,建筑就不再僅僅是政治工具,它變成了一種幻想,甚至是一種病態,迷惑著廣大的受害者。

      興建一棟建筑從而在風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和行使政治權力這兩種行為在心理上有一些類似之處,它們都是一種個人意愿的強加。試想,通過將整個城市縮成娃娃房大小的建筑模型,來印證自己的世界觀,這對于那些無視個體價值的人具有潛在的吸引力。而像奧斯曼重建巴黎那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塑造一個城市,這種可能性使他們更加動心。建筑滿足了敏感者的自我意識,使它們無限膨脹,與此同時,他們又變得越來越離不開建筑,如此不停地循環下去,直至建筑本身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引誘著這些癡迷者越建越多,越建規模越大?梢哉f,建筑就是個體自我炫耀的一種手段,以“建筑情結”這樣最赤裸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總的說來,奧斯曼的巴黎改建并沒有多少妄自尊大的成分,而齊奧塞斯庫的布加勒斯特改造則不然。但在兩個城市的改造過程中,破壞和新建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兩者緊密相連。不管怎樣,建筑的權力象征可以通過世貿雙塔的撞機事件得到很好的詮釋,只不過與新建建筑恰恰相反,仇恨驅使的自殺行為企圖通過這種更為激烈的方式——將建筑從地圖上抹去,以此動搖權力,其中一個劫機者畢業于建筑專業的事實更為此事件畫上了句號。

    如今,建筑涉及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休息,辦公,出行,都離不開建筑的庇護。我們更希望建筑給我們帶來身體的享受與精神的寄托。建筑與我們同在,建筑的權利正侵蝕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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